深圳书刊印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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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上述书刊印装质量水平不高的因素很多，其中有设备
陈旧。原材料质量差，工人技术水平低等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出版管理部门，出版部门质量管理意识薄弱。印刷企业管理水平低，没有把书刊印装质量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具体说，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把书刊印装质量与图书内容、编校质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印刷标准化工作滞后，现行的印刷标准有的落后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些新技术、新工艺至今还没有质量标准。
服务说明：
就出版社来说，有的出版社为了本部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顾书刊印装质量，哪家印刷厂印刷工价低就到那家印。也有的出版社的编辑，特别是美术编辑过分为适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标新立异，求新求奇，因设备、工艺技术加工不出来，结果事与愿违。还有的出版社提供的纸张质量太差等等。
就印刷厂来说，是书刊印装质量不高的主要责任者，究其原因：设备陈旧落后是一方面。还有的设备不落后，也干不出好活来，是因为操作工人技术素质不高。还有的是使用了低价劣质的材料等。除此，还有一个不可忽视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自两级定点书刊印刷企业制度取消后，对书刊印装质量没有了约束，印刷厂放松了对书刊印装质量的管理造成的。
如何全面提高书刊印装质量
书刊印装质量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印刷及相关工业的总体水平。
要真正全面提升我国书刊印刷的印装质量，单靠哪一个部门的努力是不行的。而需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印刷企业及相关的印刷设备器材工业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共同努力才能奏效。具体说，政府部门在印刷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对书刊印刷印装质量达到的目标，要有明确的要求以及实现目标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当务之急是解决检测中心的相关资质问题，只有这样检测中心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全国印刷产品质量进行监管。除此，应充分调动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积极性，参照国际标准，更多地等同或多效地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制定我国印刷业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和输送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质量管理人才。
对出版社来说，要真正地把出书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千万不可在招标选厂时只看印刷厂的报价，而忽视该企业的装备的先进程度，工人的技术水平，企业诚信等条件随便选定。要求编辑，特别是美术编辑学习一些印刷工艺，印刷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向印刷企业提供合格的好的纸张和其他书刊印刷材料，建立书刊印装质量监督员，以便对书刊印装的质量进行监督。对书刊印刷企业来说，必须切实加强印装质量的管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有条件的企业要尽快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没有条件的企业要创造条件尽快解决。学习与实施先进的“5S”现场管理带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建立企业信息化系统，确保整个印刷过程受控。坚持技术进步，加强职工培训，全面提高职工的素质。
除此，印刷设备制造部门，印刷器材的生产部门，要为印刷企业提供优质廉价的印刷装备，新闻出版用纸和各种印刷材料，确保出版物印刷质量的提高。
新观念不断涌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科学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逐步深化，某些曾被认为正确的理论。现在或许发现尚需修正之，这一切都可能会促使人们观念的转变。由于新观念的产生，旧观念将逐步消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观念更换旧观念，也就成为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文化、经济、工业、农业这些代表一定领域的名词，有其一定的内涵与外延。人们对这些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发现这些领域的发展与相关领域甚至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拓宽与发展这些领域，提出了“大科学”、“大文化”、“大经济”、“大工业”、“大农业”的新观念，大大扩展了它们各自原有的内涵和外延，为这些领域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近期又有同志提出了“大出版、大旅游”等新观念。不管是否愿意，这个“观”那个“观”还是在不断出现，而不是有人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想炒就能炒热，不炒就会冷却。现代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高新技术应用于印刷后，印刷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传统印刷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也势必产生相应的变化，“大印刷观”、“大印刷史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和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作为印刷领域的新观念必然会代替传统的旧观念。
两种观念客观存在
两种观念客观存在，不是人为臆造也不能人为分割
世上的事物有新必有旧，有大必有小，新是对旧而言的，大是从小发展起来的。台湾学者李兴才先生在《中华印刷通史•序》中提出：大印刷是最近新兴的名词。有人以为，以往并无“小印刷”之称，现在何来“大印刷”？其实，如果对照“大宇宙”与“小宇宙”、“大历史”与“小历史”，“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已有名词，则“大印刷”不应视为标新立异，这“大”与“小”之别，正好就像“宏观”与“微观”一样，表示观察事物的范围有“大”“小”不同而已。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学科，现在是学科交汇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彼此重迭的范围越来越大，相互影响与关连的部分越来越多，凡事应从整体来看，自全局着想，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开创大格局，方能解决问题，就像“宏观调控”振兴经济一样，“大印刷”是振兴印刷工业的重要概念，原因是在“大印刷”这一名词出现以前，一般人把印刷的范围界定得比较小，如印刷史仅谈印书史，印刷工业仅重视纸张印刷的书刊出版等。
范慕韩同志在“树立大印刷意识”一文中指出，“所谓‘大印刷’是针对把印刷理解为印书印报的似已成为习惯的狭窄概念，把印刷工艺和印刷工业从这一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扩大印刷工艺的技术应用领域……树立‘大印刷’意识，就是要从思想上认识上树立这种意识，以求彻底完成和实现突破小圈子，为加速实现印刷工业的现代化而努力。”
书刊印刷
把人们以往对印刷的习惯看法称之为“小印刷观”或“传统印刷观”，以区别新产生的“大印刷观”，名称不一，含义一样，这是客观变化与进步的产物，“大印刷观”是突破传统印刷观的狭窄小圈子脱颖而出的新观念，没有传统印刷观也就没有“大印刷观”，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
“大印刷史观”使印刷史研究跨上新的台阶
现知世界上第一本研究并介绍中国印刷术起源、发展与传播的专著,是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所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我国学者张秀民老先生有感于此，立志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一部印刷史书，历经数十年艰辛，于1989年写成《中国印刷史》并正式出版。该书重点研究了印刷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上——书籍印刷的全史，详细论述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内容、地点、版本特色，并记录了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其它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年画、版画、报纸、纸币以及印刷所用物料，如纸、墨、文房工具，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中国印刷史》一书的出版，为印刷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受李约瑟博士之托，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英文版），作者根据新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对过去的研究提出了新解释，并针对以往遗漏的印刷工艺和技术问题，特别是将雕版和活字制备及印刷的各道工序加以详细介绍并附以图解，对印刷中的书体版式、用材、印法这些能为印刷年代和古印刷品真伪提供鉴别标准的事项，也进行了分析研究。该书中文版1990年在我国出版，由此可见，印刷史研究的深度与领域是逐步深入和扩展的。然而事关中华印刷发明权益的某些相关问题，牵涉到对印刷术的科学定义，印刷术起源的追溯如：织物印染中的织物印刷算不算印刷？对印刷术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及其对世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产生影响的评价等等，这些必需回答但又尚无定论的问题，大印刷史观在前人印刷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印刷历史应作全面、整体、全过程、全方位的、站在印刷立场上，从印刷的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研究。这一思路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印刷史的研究范围，是开创印刷史研究新局面的一种思考。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国，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导源史、逐渐演进的发展史和范围广泛的传播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大印刷史观认为，以往印刷史研究，一般偏重于文化领域的书史研究，这是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制约，但这也是印刷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历程和发展阶段，事实上印刷术与古代中国社会在宗教、政治、经济以及中华各个民族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近期韩国部分学者以新罗时代发达的佛教文化促进印刷术在韩国发源为由，与我国争夺印刷术的发明权，笔者也曾撰文予以批驳，更深感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扩大印刷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印刷史观的提出不仅有历史意义，同时有现实意义。
“大统一”与“小统一”
我国印刷工业在多头、分散管理体制下，尤其在五六十年代，书刊印刷比重很大，是一个大头，其它印刷由于太分散，都是小头。如果说，全国印刷行业的统一管理是“大统一”，那么出版印刷系统内部实行的统一管理就是“小统一”，正因为有了这个“小统一”才得以调动与
发挥其系统内的人才、技术、设备、物资、经费等优势搞科研、建学校、办刊物，建立物资供应站等，对促进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因为是“小统一”，就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在规划印刷工业发展时，它主要是站在出版的立场上，其目标在于谋求出版任务的完成，虽然在印刷科研、教育、协会服务方面也面向书刊印刷企业以外的企业，但重心则是在出版方面。当面临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刷工业的落后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矛盾突出时，“小统一”也就无能为力了，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印刷工业被动落后局面，就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综合部门的“大统一”才得以解决。
出版行政部门过去为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积累实施统一管理经验方面，是其它部门、系统无法相比的。最近国务院已经赋予新闻出版署监管全国印刷行业的职能，即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部门管理。将出版印刷系统内部的“小统一”扩展为“大统一”，既向统一管理的体制改革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又符合精简机构的精神，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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